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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伟:传说时代与最早中国

传说时代与最早中国
原创: 孙庆伟 纸上考古 6月11日
2018年12月2日在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古史传说的考古学观察”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摘要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疑古”思潮的风行,古史的传说时代遭受巨大质疑。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传说时代的古史框架基本可信,神话传说背后也有真实的历史素地。综合考古、文献和传说材料,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要路径。对“最早中国”的探寻,实际上是追溯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文献和考古材料都表明,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关键词

传说时代  夏文化  黄帝



*原文收录于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近年来,有关“最早的中国”这个话题在考古界很热,意见也很纷陈。今天在座的各位学者,都对这个重大问题抱有浓厚兴趣,而且也都发表过各自独到的见解。现在唐际根先生把大家召集起来,面对面“过招”,绝对是个好主意。我想,虽然参会的都是老熟人,但“不留情面”地表达观点,才是对主办方盛意的最好回报。下面,我坦率地谈一点我自己粗浅的看法,请大家批评。



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以及如何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一个“经典的”老问题。我们都知道,自从徐旭生先生写了那本著名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传说时代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1]那么,何为“传说时代”,徐先生是有明确界定的——“传说时代的范围,上限未能定,下限暂定于商朝的盘庚迁殷以前,因为到盘庚迁殷以后就已经有明确的史料,进入了狭义的历史范围,不属于传说时代了。”



徐先生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原因也很清楚,就是要回应“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古史的颠覆。因为当时“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徐先生自然知道传说是先由口耳相传,经过千百年后,才被写下来的历史故事,所以“不是一等的史料”,“但其对于古史的研究自有其重要地位,不可随便抹杀。”而且他也深知“关于这些传说材料的利用和处理,恐怕是最麻烦,最头痛的问题了。”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争论似乎依旧,但实际上也有些不同。比如关于“疑古”与“信古”的问题,表面上看依然是两派对峙,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喊空话。“疑”也罢,“信”也罢,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空泛的表态,而缺乏具体的学术实践。比如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他是有完整的学术逻辑和学术实践的,“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2]实际上,“古史辨”很多同仁确实是“一部书一部书”地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因此他们的很多结论至今仍有生命力。反观当前,在未做类似研究的情况下,动辄就说古史这也可疑,那也可疑,“疑古”成了一种预设立场,这就很难有说服力。要证明某段古史或某件史事记载可疑,关键是要“拿证据来”,光有“疑古”精神是不够的。



除此之外,在对待古史的态度可能还存在一个误区。有人似乎有意或无意放大了“古史辨”派的观点,把“疑古”理解为对中国古史的全盘否定,将“古书辨”放大到“古史辨”,从“古史辨”再异化为“古史不可信”。比如大家都关心的夏代,本来顾颉刚先生只是疑大禹究竟是人是神,而从来没有怀疑过夏代是真实存在的。但现在有人就采信诸如此类的说法——“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的《书经》(《尚书》),据说是周公的言论。一项对这些言论的解读认为,夏是西周初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此外,商代甲骨文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3]今天在座的许宏先生观点类似,主张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证据,夏代是否存在就不能坐实。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我最近在讨论夏代信史地位的时候,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不妨在此引述:






夏代的信史地位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认知。从传世文献来讲,除了《史记 · 夏本纪》的系统叙述之外,在《尚书》、《左传》、《国语》和《诗经》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代的记载。在出土文献方面,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举出秦公簋和叔夷钟的铭文来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著名青铜器豳公盨,铭文开首即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证明最晚在西周中期《尚书 · 禹贡》里的相关内容已经广为流传。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距离夏代尚远,但这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更容易被“想象”,被神话,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史料甄别是古往今来所有历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司马迁也曾困惑于百家言黄帝的“不雅驯之言”,但太史公并没有因噎废食,断然否定黄帝,而是善于裁断,“择其言尤雅者”而著成了《五帝本纪》。对于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而言,最需要的是一双能够鉴别“历史想象”和“历史记忆”的慧眼,努力区分神话、传说和史实,寻找神话和传说中的“真实素地”。如果以当时的文字证据为信史的唯一标准,看似严谨科学,实际上是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叙述,贬低了历史文献的应有价值,也失去了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应有尊重。[4]






历史不是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在史学家和事实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两者相依为命——一方面,缺乏事实,史学家就无法写出信史;而反过来,失去史学家,事实也只是一堆死气沉沉的“断烂朝报”而已。有学者早已指出,“认为进入文献时代以后,历史将脱离史学家,史学家所须做的,只是将所有事实呈现出来,俾其自明,是十九世纪史学界的幻想。”同样,那种“认为‘历史是史学家写的,不是发生过的往事’,史学家可以任意写任何历史,无拘无束,是二十世纪历史相对论的偏颇之说”。[5]



比起对文字证据的刻意追求,另外一种意见则更不可取。比如有人在评价夏商周断代工程时就曾经这样说,“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6]今天在座的很多学者都参加了断代工程,主持会议的李伯谦先生是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我本人作为学术秘书也参与这个重大科研项目。我想对这种说法,大家一定是无法认同的。这种认为但凡国家资助的项目就一定“带有预设倾向”其实才是真正的“预设”,这种“预设”也未免太小看了中国学者的科学精神。况且,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和考古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带有民族自豪感”去研究中国历史呢?大家都知道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的名言,主张凡读此书者,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具“一种温情与敬意”,而不应“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现在“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国家大政方针,仔细想来,“文化自爱”似乎更为紧迫。



所以,关于古史的传说时代,我个人的意见是,我想也是很多“信古派”学者的共同看法,那就是古史不是不能怀疑,但怀疑总要有证据,不能为疑而疑。现在有人过分强调了信古、疑古和释古之间的区别,生硬地划分出这样几个派别,因为实际上很多研究者都是信中有疑,疑中有信,很少有人是一股脑儿地全信或者全疑。以前在一次采访中,我说过这样的话,这里可以重复一遍——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许宏主张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而何努则坚持陶寺是“最初的中国”。前年,我请两位到北大打擂台,我不拉偏架,所以当天的活动就叫“最中国”。当时,我虽然是主持人,但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今天借此机会简单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与他们两位都不同。我认为,要讨论最早的中国,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点,而不能自设标准,自己定义“中国”。目前来看,这样一个最早的定点是何尊的“宅兹中国”。虽然这是西周初年的铜器铭文,但不是出于周人的发明,而是周人引用的定说。因为在周初,洛邑(成周)不仅称“中国”,也称“东国”和“东土”。所以,“中国”的“中”,不是表示地理位置,而是政治文化意义的“中央”。从文献记载来看,成周“中国”说是周人从夏人那里继承来的,因为伊洛河流域是“有夏之居”,是夏王朝都邑所在。因此,“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国”。



那么,是不是最早的中国只能追溯到夏代呢?我以为也不是,因为夏和此前的五帝时代也是密不可分的。相比夏代历史,五帝时代就更加渺茫,司马迁就已经很感困惑了。但读《五帝本纪》,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五帝时代代表了华夏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即:黄帝,标志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帝颛顼和帝喾,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君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帝尧和帝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在此文明链条中,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注释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本文引徐先生观点均据此书。

[2]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原载《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5月6日,又载《古史辨》第一册。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180-186页。

[3]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4] 孙庆伟:《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第14版。

[5]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86年,第24页。

[6]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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